中国人文学术如何走向世界（二）||反思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新古史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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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笛卡尔以来元意识、元思维即对意识的意识，对思维的思维已成为现代学人的意识和思维自觉的标志, 为现代哲人检视和构建其哲学的基本起点。在人文学科的运用与实践中，是否对前设自明性或客观性自觉检视，已成为人文学术或理论是否具备现代意识或科学性的重要标尺，也是推动人文学术不断前进的基本意识。王申蛟博士的这篇论文通过对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的反思，揭示了在这一叙事下“既包含对非西方世界历史地位的忽视和贬低，同时也遮蔽了人们对欧洲或西方历史的准确认知”，并指出在这一元叙事下所导致的国际关系叙事的几种偏好。文章对元意识的自觉非常可贵。这里我们特别推荐此文，我们认为也只有这样一种自觉，人文学术才具备科学求真的前提，也是走向世界的起点。
力匕
反思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
王申蛟
【提要】目前西方学界的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既包含对非西方世界历史地位的忽视和贬低，同时也遮蔽了人们对欧洲或西方历史的准确认知。它笼罩下的国际关系史叙事主要表现出三种偏好: 即偏好于主权国家、偏好于体系、偏好于条约。董卿结婚了吗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英国学派，为破除“欧洲中心论”所付出的努力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欧洲中心论”的痕迹。在如何进一步提升国际关系史叙事实践的问题上，应当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影响与作用; 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 注意国际体系内部的互动与相互影响; 处理好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与宏观把握之间的辩证关系; 克服在资料上片面强调条约和政府档案的倾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史 欧洲中心论 元叙事 英国学派
叙事(narrative)是所有科学知识得以展现并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不仅仅简单地反映所发生的事情，还能够探索并设想可能发生的事情。它不仅仅表述状态的变化，还能把它作为意指整体 (情境、实践、人物、社会)中的意指部分而加以建构和阐释”。随着历史哲学由“思辨”向“分析”的转向，叙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也越发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叙事在实践中往往渗透着叙述者自身的立场、选择、价值判断乃至意识形态，这必然使得叙事同时具有阐明或遮蔽的双重功能，也就引发了学界对所谓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探讨。
一般认为，“元叙事”这一概念经由法国著名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的使用而得以推广开来。从字面意义来讲，元叙事是关于诸种具体叙事的叙事(narrative about narratives)徐恩曾，它论证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并将其合法化。元叙事体现了人们在组织叙事时所依据的规范和法则。也就是说石齐平，它规定着叙事的具体内容( 叙述什么) 和形式( 以何种方式进行叙述) 。相应地，对元叙事的反思也就是对我们在叙述历史时固有的、不假思索的叙事习惯的反思。
众所周知，“欧洲中心论”(有时也被称为“西方中心论”)困扰着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方的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是指在具体的书写实践中，近代以来“欧洲文明的重心不断‘虚化’(即抽象化)和‘脱域化’(即非地域化)，从地方上升到民族国家，并进一步从民族国家上升到区域世界乃至全球层面”海格电气，在上述过程中产生了诸如“主权国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一系列“元叙事”，这一系列“元叙事”反过来又为“欧洲”或“西方”涂抹了某种本体论上的油彩，助其“虚化”和“脱域化”。西方的大众教育、文化普及和现代的学科化，使得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采用的全部概念与叙事模式又几乎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正如利奥塔尔所说:“这种被称为科学的语言和另一种被称为伦理政治的语言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或者说来自同一个‘选择’，它的名字叫西方。”可以说，现代欧洲在崛起并获得世界性霸权的过程中发明了诸多的元叙事，并将它们推广至各个领域，而这些元叙事又反过来巩固了“欧洲中心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影响和地位。
许多学者注意到了“欧洲中心论”元叙事与具体的学科化(或曰“科学化”)叙事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沃勒斯坦意识到尽管19 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不愿意再为传统的国王进行辩护，但他们转而不知不觉地为“民族”辩护，“国家”曾是一个具有自明性的概念容器张一冰，不过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每个学科的内部都对跨国现象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值得肯定。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沃氏将有关“世界体系”的叙事仅仅局限在16 世纪至今的500 余年时间里的做法便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例如，弗兰克和吉尔斯认为当代世界体系至少已经经历了5000 年的历史，西方在这一体系中取得主导地位只不过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卢格霍德致力于研究13 世纪的世界体系，她认为要了解西方世界在体系中的霸权，则必须考察“欧洲称霸之前的时段”;13 世纪的世界体系尽管非常不规则，但它的复杂程度、庞大程度和精密程度都不亚于16 世纪的世界体系。汉内斯·拉切尔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联系总是包含全球性的维度，只有辩证处理好国家和全球的关系，我们才能理解当代社会空间领域的变革。图兰·卡尧谷分析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国际法学家发明了一套后人在书写国际关系时广为采用的“威斯特伐利亚叙事”，它的“欧洲中心论”假设便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欧洲国家通过文化或条约的演进已经解决了无政府难题，而非欧洲国家只有在被允许加入欧洲的国际社会后才能摆脱这种混乱状态。不过，对西方学界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的剖析与反思，目前来看仍然不够细致，本文尝试对此做一分析。
一
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人们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批判时，常常只强调它对非西方世界历史地位的忽视和贬低。其实费雯·丽，“欧洲中心论”同样也遮蔽了人们对欧洲或西方历史的准确认知。首先，“欧洲中心论”主导下的叙事导致了历史呈现的过度简化。叙述西方历史的常见模式，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基督教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美国”，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一谱系的误导性在于，它把历史仅仅简化为一个有关道德如何成功和好人如何战胜坏人的故事。 且不谈阿尔法比尔和伊本·西拿等阿拉伯学者对中世纪欧洲思想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即便是在观念层面，离开了“他者”，也不存在所谓的欧洲和西方，因为“认同确认是透过在‘我们’与‘他们’的二元类型学的构成中强加他者性而达成的”。 阿拉伯人乃至更为宽泛的“东方”这一概念都是欧洲或“西方”在不同时期构建自我认同时不可或缺的“他者”。而且，前述这个谱系还将对“西方”的认同变成了一种古今一致、可以脱离历史语境的概念性存在。例如，把古希腊机械地还原为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纯洁的童年”。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亚里士多德当年便已区分了欧罗巴各族、亚细亚人、希腊人的不同特点。后世学者的相应研究更多，只是在叙事过程中被“欧洲中心论”遮蔽了。
其次，与过度简化相联系，“欧洲中心论”元叙事造成了对历史的过度附会和有意无意的遗忘。将历史事实过度简化之后，就可以将某种( 欧洲的) 事物原本没有或晦暗不明的意义强加在它身上，将其附会成某种“起源”或“转折标志”。比如，在国际关系思想史上，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常被视为古典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然而，卡尔真实的思想远比这复杂得多。他为国际和解所开出的“药方”同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即“很可能需要富裕群体或富裕国家大量削减自己的消费”，他自己也承认，这也是一种乌托邦，只不过比同时代的世界联邦和完美国联一类的愿望更符合实际。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思想家的思想如何被简单附会为“某某模式”和“某某主义”，也即相关“元叙事”的生成过程哥特王朝3，其间涉及的是对话语的争夺与解释霸权的确立。要实现简化，则必然会有众多历史事实被有意无意地丢弃，即遗忘。正如霍布斯鲍姆言，“笼统地说，我们要对历史事实负责，而具体地说，我们要担当批判历史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弊端的责任”。打捞遗失的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义务。
总体说来，“欧洲中心论”笼罩下的国际关系史叙事主要表现出如下三种偏好。第一，叙事的立足点偏好于主权国家。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史几乎都将叙事的“原点”确定为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把主权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行为单位，其叙述内容也多局限于战争、外交等政治、军事行为。这大概是由于“在西方大学里专业历史的出现与民族利益密切相关，而且这一专业的权威源于其民族真正的发言人这一身份。”这种做法忽视了如下事实:早在三十年战争之前的成百上千年间，亚欧大陆的各国间就存在着交流与互动;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确立之时只不过是西欧的一个体系，尚未能笼罩整个欧洲，更谈不到全球; 在当时的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仍存在众多非主权国家的行为体，西欧向外殖民侵略的历史也是发端于西欧的主权国家不断与这些行为体之间展开互动的历史; 时至今日，这些非主权国家行为体( 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量部落) 仍广泛存在，并发挥着或大或小、或地方或全球的影响。而且，即便是在国家间的关系中，除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结，还有跨过国界的各种相遇与接触，也有与国家结构不同的人种与文明间的接触。
第二，叙事的重心偏好于所谓的体系。在国际关系学中，“体系”是引发争论最多的一个术语，而在国际关系史叙事中，人们习惯于从经验层面对其加以描述: 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大陆联盟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构成了一个系列。近代殖民体系则被用来描述近代西方宗主国与非西方属地之间的关系。这样，国际关系史在很大程度上便被简化为国际体系的历史，而处于体系顶层的西方国家则成为叙述的重心。在西方，这样做“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学习和分析框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但国际关系演变至今曾仲铭，将视野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几乎已经成为某种共识，“我们就必须对原来的分析和解读框架做出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第三，叙事的资料基础偏好于条约。这源于兰克开创的现代史学的传统。他认为:“世界历史一刻也离不开对民族国家历史的依赖。倘使世界历史失去民族国家历史这一坚实的基础，那么它将沦为纯粹幻想与主观臆测。人类历史只有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中才能彰显出来名韩内衣。”很显然，这种治史理念下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所使用的史料基本都是各种条约文本和政府档案。我国学者王立新教授以冷战史研究为例，深刻地反思了这种偏好的弊端，即限制了历史学家提出新问题的能力、阻碍了“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之外历史解释的提出，制约了对档案多重意义的发现。
上述三种偏好统一于国际关系史的具体叙事实践中: 主权国家( 更准确的说是西方主权国家) 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外交等政治行为，经由缔结条约建构了一系列体系，非西方国家和行为体、西方非国家行为体要么被塞入这一解释框架中，要么被弃之不顾。这种做法引起的一项重大弊端便是国际关系史叙事的狭窄化和历史解释的明显目的论化，“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好像国联的建立就是为了其最终的失败，而两战期间的“理想主义”思潮就是为了给法西斯的兴起提供便利，等等。也许有人会说，历史最终就是按这个顺序发展的。可是，如此一来，“一切科学便停滞不前了，因为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每个历史事件在最终完结之前，都存在着众多其他的可能性。在当时没有沉淀为最终形态的要素对于今日未必就一定没有意义，最终已实现的结果也不意味着不需要反思。考稽成败即“取鉴”是历史学永恒的动力与价值所在。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必须反思并突破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元叙事，丰富并拓展国际关系史的叙事实践。
在当代国际关系史学界，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的研究颇有特点。他倡导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国际化，认为需要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彼此交流专业信息，超越国家这一分析层次，将全球作为研究框架，联合起来共同探讨更为广泛的问题。在他看来，国际关系不仅像传统的外交史家所研究的那样，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它也是社会与社会、文化与文化乃至人与人间的各种类型的跨国互动。同时，他还建议国际关系史研究要注意文化因素，因为前者与权力和经济并不能截然区分开来，国家安全是一种权力现象，但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想法或世界观，经济活动也伴随着教育和工作伦理等文化追求。 这种学术主张也贯穿在入江昭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美日关系等问题的具体研究中。入江昭的倡议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某种共鸣。著名的《美国历史评论》2006 年的一期圆桌会议便邀请六位学者围绕跨国史展开对话。意识形态、第三世界和科技( 如核技术) 也被列为冷战研究的三种范式。 由多国著名学者联合撰写的《剑桥冷战史》的三卷也着重研究了环境问题、经济趋势、消费类型、人权状况和非政府组织与冷战之间的相互影响。 我国学者如徐国琦和王立新两位教授，不仅是前述理论的重要引介者，也是这类研究的实践者。如徐国琦的《中国与大战: 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龟龙脑康，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 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和《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等等。
前述研究主要集中于中美关系、美日关系等领域，时段也主要聚焦于近现代，笔者认为，对于更长时段和更具整体性的国际关系史叙事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实践能够进一步提供更多的启示。
二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学科内部曾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或者开展了深刻的自我反思，或者寻求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英国学派在学界的声誉日益彰显。从学术方法上来讲，英国学派坚持以多元主义的视角对国际关系进行探索。曼宁、怀特、布尔、巴特菲尔德等学者都可以被视为该学派早期的核心人物。 而他们则分别出身于历史学、哲学等不同的学科。从学术源流上来讲，英国学派与历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巴特菲尔德和马丁·怀特都是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从自我定位来看，英国学派与历史学的紧密联系在其新一代学术领袖的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巴里·布赞指出，“对历史的关注是辨别英国学派研究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奠定了早期英国学派的经验知识基础的巴特菲尔德，对拿破仑、18 世纪欧洲外交、科技史以及历史编纂学都有精深的研究，“一直沿着师承自外交史学大师哈罗德·坦珀利的传统，致力于写作结构严谨、内容复杂的历史著作”。 为该学派的理论化迈出了重要一步的是马丁·怀特。尽管怀特并不承认有什么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他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传统的总结，即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现实主义(Ｒealism)、以格劳秀斯为代表的理性主义(Ｒationalism)和以康德为代表的革命主义(Ｒevolutionism)，以及他对“世界大国”、“次要国家”、“海洋强国与陆地强国”、“权力的模式”等内容的划分，都体现出由经验研究向理论升华的努力。他认为，国际关系包含“国际无政府状态” (International anarchy)、“习惯性的交往”(Habitual intercourse )以及“道德的连带性”(Moral solidarity)等三种社会要素。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评价的那样，怀特为“围绕国际关系所进行的专业化学术争论中体现出的狭隘性和内向性提供了一味解毒剂”。
英国学派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与“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概念相参照和对应的“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概念。怀特的弟子赫德利·布尔对此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可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就产生了国际体系。 而“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就产生了国际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布尔有意识地发掘国际社会所包含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内容，明确赋予了英国学派这样一种理论特征，即不将国际关系仅仅视为一个只有权力、财富和支配等内容的领域，同时也注意到其中所包含的认同、联系、成员身份、传统与习俗，以及共识与分歧等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不仅是布尔阐释历史的工具，即“历史上的所有国际社会都是建立在一个共同文化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暗示了他对现实国际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国际社会的未来可能取决于一个世界性文化能否得以保持和发展，这种世界性文化不仅包括共同的理念，也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念”。斯坦利·霍夫曼认为，布尔使人们关注“合作的因素和有规范的国家间关系”。英国学派的元老级学者亚当·沃森，在他的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演进:一项比较史学的研究》中采取了一种宏大的视野。全书分为“古代国家体系”(The ancient states system)、“欧洲国际社会” (The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和“全球国际社会”(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叶常棣，除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之外，沃森还考察并探讨了苏美尔、亚述、波斯、古印度、中国、拜占庭帝国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情况。比较研究本身体现了视角的开阔，同时更有助于识别他人所忽略的问题、澄清众多个案的轮廓、分析解答因果关系。瑡瑏作为英国学派新一代领军人物的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则表现出更为宏大的学术眼界和更加强烈的学术追求。他们运用“分析层次”、“分析部门”以及“解释源”等三组概念来阐释6 万余年来人类社会从分散的群落走向高度全球化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布赞和利特尔广泛借鉴吸收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霍奇森以及麦克尼尔等人的成果，将国际体系的发展置于长时段的人类发展史中进行考量，希望藉此提供一种有关国际体系的理论化形式。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历史学与理论合作的失败导致对国际关系学理解的贫乏。……我们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学的定义和理解方法，这不仅要依靠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者本身，还有赖于那些对社会科学的宏观方面感兴趣的学者和世界史学家。”布赞和乔治·劳森在探讨国际关系的基准时间时，将传统上被视为国际关系“元年”的1648 年降为“次要基准时间”，其原因之一就是它缺乏“全球性意义”。实际上，历史分期最能体现人们在书写历史时所采用的原则、对过去不同人类行为的偏好以及揭示历史进程时所选用的理论。 “‘分期’不仅是历史研究的辅助手段，而且还额外提供了引发提问与反思的‘历史的解释’”。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看到，布赞等学者致力于在两个维度上解构“欧洲中心论”:第一，他们批判国际关系学科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代历史和现行政策”的做法以及由此造成的“前瞻性而非追溯性的视角”; 第二，他们认为“只有理解国际体系概念的非欧洲维度，才能探究这个概念的起源和意义，并且充分领会它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这就击中了“欧洲中心论”的两个要害，即在地理上只关注欧洲或西方，在时间上只专注于近现代。
应当看到，英国学派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欧洲中心论”的痕迹。布赞和阿米塔夫·阿查亚二人在最近合著的一篇论文中就表示:“英国学派对世界历史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费贞绫其展示了形成于欧洲的国际社会是如何拓展以至接管了(take over)全球。”从中我们仍可以发现具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冲击—反应”思维模式的残存影响。事实上，非欧洲地区在面临产生于近代欧洲的现代性的入侵时，从来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能动地改造与接纳前者。这个过程并不如“冲击—反应”模式所描绘的那般，是一个线性的、一维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冲击、反抗、调试、共存和杂糅的具体形态。例如，柯文就曾将19 世纪的中国描述为三个不同的层带。其中最外的层带是对西方入侵所做出的反应或入侵结果，包括近代通商口岸、新知识分子、向外派遣的留学生和使节等; 中间层带并不是西方入侵的直接产物，而是经由西方催化或赋予某种形式或方向的事物，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等;最内层带最为保守和稳定，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极少受西方影响，如本土的语言、宗教与艺术等。这三个层带之间的互动与流动造就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同时，西方为适应自身的需要，也不得不因地制宜地对自己原有的制度建设、互动—交往方式与思想观念做出调整乃至改变。例如，17—18 世纪的法国贸易者在与五大湖地区的印第安村落交往时，便不得不“按照对美洲本土人的文化逻辑的理解，来为自己的行为做出正当性证明”。可以说，现代性虽然发端于西欧，但正是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互动使得它在全球的拓展成为可能。
英国学派之所以体现出这种内在的矛盾，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其成员多为西方学者，某种潜在的文化偏狭难于避免;第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则是具体实证知识的不足，“它在地区研究方面建树不多。英国学派对于国际社会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于全球或者体系层面，鲜有关于地区层面的讨论”。 在巴特菲尔德和马丁·怀特之后的英国学派各代旗手中酷讯机票网，对西方世界或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越发稀少，他们更多是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和阐发。更为完善的研究显然要求人们“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否则就会落入和当年德意志官方黑格尔学派一样的尴尬境地中去，即把前辈的遗产当成“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懂一点‘无’，却能写‘一切’”。
不过，英国学派内的一些非欧美裔学者，却在理论与历史实证( 主要是非西方世界的历史) 结合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例如，国际社会的拓展，即非西方世界加入国际社会的历程问题，是英国学派的一项重要议题。围绕“中国加入国际社会”这一问题，华裔学者江文汉主张以中国对西方“文明”标准( 包括保护本国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能力; 合适的政府机构; 遵守公认的外交习惯; 坚持国际法原则)的接受为依据，认为1943 年治外法权的废除是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标志。 另一位华裔学者张勇进则认为江文汉的视角过于简化和刻板，而“国际社会中的激烈变革和规则改变产生的影响”更值得重视。在他看来，20 世纪20 年代中国的内部改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的民主化以及中国政府维护主权的坚定外交行为促使中国在那时便已加入国际社会。 必须指出的是，江文汉的文章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原始文献，张勇进所利用的一手资料也仅限于顾维钧的回忆录。二位学者的研究中预设逻辑先行的特点依然显著。
另外，现任教于曼彻斯特大学的日裔英国学派学者铃木胜吾的《文明与帝国: 中国与日本遭遇欧洲国际社会》，不仅使用了大量反映19 世纪西方、中国以及日本政界、学界人物思想和活动的本人著作、书信和日记，更查阅了包括蒋廷黻编辑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英国外交事务文献》(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和《美国国务院外事资料》(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Papers Ｒ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等在内的众多档案资料。在铃木看来，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扩展的叙事仍是致力于自上而下地讲被净化过的“有关成功的各版故事”(success stories)，忽视了“国际社会”对它所扩散到的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日本跻身于国际社会后而在亚洲采取的帝国主义行为便是明证。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这一概念在这方面显得过于狭窄，其不良后果之一便是造成了对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强制性互动模式的轻描淡写。实际上，应当在为避免权力政治造成的野蛮行为提供对策和为分析国际政治提供分析工具之间寻求平衡。 他和张勇进、乔尔·夸克主编的另一部探讨现代早期国际秩序的论文集开宗明义地表示要强调“非欧洲因素在塑造全球史中的能动性”，认为考察欧洲相对弱势情境下的跨文化交流和跨文明互动对理解当代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铃木胜吾的思考为英国学派进一步深刻的自我反思和知识更新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将后者的学术探索与更为广泛的、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普遍的认识论反思连接到一起，而这种实践活动本身就是非西方裔学者在全球学术界话语权提升的一种表现。
三
针对目前国际关系史叙事中存在的问题，在合理吸收包括英国学派在内的学界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以为，以下五个方面的研究值得重视。
第一，在国际关系史的叙事中重视社会的影响与作用。不论是一国的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都是人类社会具体的历史形态，都是具有能动性的人( 既包括个体意义上的也包括群体意义上的) 通过具体的实践构建而出的。只有重视社会因素才能发现国际政治行为深刻且隐蔽的根源，使得国际关系史的叙事更为厚重。
第二，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且不说在冷战结束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跨国非政府组织，使得世界呈现出无比多元甚至纷繁杂乱的特点，即便是在西欧主权国家崛起并向外扩张的年代，非政府组织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只要举出近代的基督教传教团便足以说明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宗主国的殖民活动( 主权国家的政治行为) 正是在这些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传教团的配合下才得以顺利完成的。强调非国家单位及其非政治性活动并不是否定国家的政治活动在国际关系史叙事中的地位，恰恰相反，前者是对后者的有益补充。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分析问题时从仅仅关注政治现象扩展为观察政治如何可能。当然，对非国家行为体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应该具体地分析和评价，不可一概而论。
第三，重视国际体系内部的底层与上层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体系的底层( 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 关乎体系的稳定，并能对体系的上层( 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 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引发的危机促成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覆灭。它充分说明:在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殖民体系中，非西方世界并不只是被支配的“他者”，它们的活动有时能够对西方宗主国的政治—社会乃至体系的变迁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有西方学者指出，“与其仅仅将历史想象为一种由欧洲创造并继而强加或惠赐于地球上蒙昧的‘他者’的东西，我们更愿意将欧洲的历史设想为某种置身在多种彼此交流和冲突的叙事传统中的事物”。 更为重要的是，从学理意义上而言谁知女儿心，“非欧洲民族政治上的独立意味着，社会科学的许多假设将会遭到质疑，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是那个已经结束或至少是行将结束的时代的政治偏见”。
第四，处理好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与宏观把握间的辩证关系。通常一旦提及国际关系史，人们马上联想到的都是一整套宏观的叙述。其实，不论多么重要的历史事件( 或人物、体系，等等) ，就其本身所持续的时间和参与的人员而言，都是微观的。西方崛起以至获取全球性霸权也只是发生在近500 年内，这个时段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相比仍只是惊鸿一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也就是说，宏观事物的定义不是抽象的，而是要考察具体微观事物的影响所能波及的范围、深度以及持久性。同样，国际关系史微观专题研究与宏观探索间应该做到辩证的统一。如果陶醉于微观考证而无法自拔，那么就无法辨识历史的整体性面貌，也丧失了对微观问题的具体定位; 如果只片面迷恋宏观概括，那么我们就只能简单重复以往的知识，同时也就无法发现解释历史的其他可能性。
第五，克服资料使用的片面强调条约和政府档案的倾向。著名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就曾十分强调“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范围更加广泛的证据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中除了书面文本和口述证词外，图像也占了一席地位”，而如果历史学家“把自己局限于官方档案这类由官员制作并由档案馆保存的传统史料，则无法在这些比较新的领域中从事研究”黄廷方。 各种账本、图片、电影、纪念碑、主题公园、纪念仪式、博物馆陈设乃至教科书等都是可资利用的资料，可以与政府文件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国际关系行为多种多样，记载它的材料数不胜数，这要求我们在选取资料时放宽视界。
对国际关系史中“欧洲中心论”元叙事的反思，不仅涉及对其研究对象合法性的探讨，即哪些方面的事物和现象可以成为国际关系史研究和叙述的对象; 同时，它也涉及对国际关系史学科发展可能性的思考。正如伯林所说:“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 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想要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与叙事，自然还要付出更多的、更为全面的努力。
本文原刊《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感谢王申蛟博士授权发布。
作者王申蛟，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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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笛卡尔以来元意识、元思维即对意识的意识，对思维的思维已成为现代学人的意识和思维自觉的标志, 为现代哲人检视和构建其哲学的基本起点。在人文学科的运用与实践中，是否对前设自明性或客观性自觉检视，已成为人文学术或理论是否具备现代意识或科学性的重要标尺，也是推动人文学术不断前进的基本意识。王申蛟博士的这篇论文通过对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的反思，揭示了在这一叙事下“既包含对非西方世界历史地位的忽视和贬低，同时也遮蔽了人们对欧洲或西方历史的准确认知”，并指出在这一元叙事下所导致的国际关系叙事的几种偏好。文章对元意识的自觉非常可贵。这里我们特别推荐此文，我们认为也只有这样一种自觉，人文学术才具备科学求真的前提，也是走向世界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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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
王申蛟
【提要】目前西方学界的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既包含对非西方世界历史地位的忽视和贬低，同时也遮蔽了人们对欧洲或西方历史的准确认知。它笼罩下的国际关系史叙事主要表现出三种偏好: 即偏好于主权国家、偏好于体系、偏好于条约。董卿结婚了吗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英国学派，为破除“欧洲中心论”所付出的努力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欧洲中心论”的痕迹。在如何进一步提升国际关系史叙事实践的问题上，应当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影响与作用; 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 注意国际体系内部的互动与相互影响; 处理好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与宏观把握之间的辩证关系; 克服在资料上片面强调条约和政府档案的倾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史 欧洲中心论 元叙事 英国学派
叙事(narrative)是所有科学知识得以展现并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不仅仅简单地反映所发生的事情，还能够探索并设想可能发生的事情。它不仅仅表述状态的变化，还能把它作为意指整体 (情境、实践、人物、社会)中的意指部分而加以建构和阐释”。随着历史哲学由“思辨”向“分析”的转向，叙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也越发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叙事在实践中往往渗透着叙述者自身的立场、选择、价值判断乃至意识形态，这必然使得叙事同时具有阐明或遮蔽的双重功能，也就引发了学界对所谓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探讨。
一般认为，“元叙事”这一概念经由法国著名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的使用而得以推广开来。从字面意义来讲，元叙事是关于诸种具体叙事的叙事(narrative about narratives)徐恩曾，它论证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并将其合法化。元叙事体现了人们在组织叙事时所依据的规范和法则。也就是说石齐平，它规定着叙事的具体内容( 叙述什么) 和形式( 以何种方式进行叙述) 。相应地，对元叙事的反思也就是对我们在叙述历史时固有的、不假思索的叙事习惯的反思。
众所周知，“欧洲中心论”(有时也被称为“西方中心论”)困扰着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方的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是指在具体的书写实践中，近代以来“欧洲文明的重心不断‘虚化’(即抽象化)和‘脱域化’(即非地域化)，从地方上升到民族国家，并进一步从民族国家上升到区域世界乃至全球层面”海格电气，在上述过程中产生了诸如“主权国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一系列“元叙事”，这一系列“元叙事”反过来又为“欧洲”或“西方”涂抹了某种本体论上的油彩，助其“虚化”和“脱域化”。西方的大众教育、文化普及和现代的学科化，使得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采用的全部概念与叙事模式又几乎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正如利奥塔尔所说:“这种被称为科学的语言和另一种被称为伦理政治的语言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或者说来自同一个‘选择’，它的名字叫西方。”可以说，现代欧洲在崛起并获得世界性霸权的过程中发明了诸多的元叙事，并将它们推广至各个领域，而这些元叙事又反过来巩固了“欧洲中心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影响和地位。
许多学者注意到了“欧洲中心论”元叙事与具体的学科化(或曰“科学化”)叙事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沃勒斯坦意识到尽管19 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不愿意再为传统的国王进行辩护，但他们转而不知不觉地为“民族”辩护，“国家”曾是一个具有自明性的概念容器张一冰，不过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每个学科的内部都对跨国现象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值得肯定。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沃氏将有关“世界体系”的叙事仅仅局限在16 世纪至今的500 余年时间里的做法便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例如，弗兰克和吉尔斯认为当代世界体系至少已经经历了5000 年的历史，西方在这一体系中取得主导地位只不过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卢格霍德致力于研究13 世纪的世界体系，她认为要了解西方世界在体系中的霸权，则必须考察“欧洲称霸之前的时段”;13 世纪的世界体系尽管非常不规则，但它的复杂程度、庞大程度和精密程度都不亚于16 世纪的世界体系。汉内斯·拉切尔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联系总是包含全球性的维度，只有辩证处理好国家和全球的关系，我们才能理解当代社会空间领域的变革。图兰·卡尧谷分析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国际法学家发明了一套后人在书写国际关系时广为采用的“威斯特伐利亚叙事”，它的“欧洲中心论”假设便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欧洲国家通过文化或条约的演进已经解决了无政府难题，而非欧洲国家只有在被允许加入欧洲的国际社会后才能摆脱这种混乱状态。不过，对西方学界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的剖析与反思，目前来看仍然不够细致，本文尝试对此做一分析。
一
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人们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批判时，常常只强调它对非西方世界历史地位的忽视和贬低。其实费雯·丽，“欧洲中心论”同样也遮蔽了人们对欧洲或西方历史的准确认知。首先，“欧洲中心论”主导下的叙事导致了历史呈现的过度简化。叙述西方历史的常见模式，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基督教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美国”，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一谱系的误导性在于，它把历史仅仅简化为一个有关道德如何成功和好人如何战胜坏人的故事。 且不谈阿尔法比尔和伊本·西拿等阿拉伯学者对中世纪欧洲思想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即便是在观念层面，离开了“他者”，也不存在所谓的欧洲和西方，因为“认同确认是透过在‘我们’与‘他们’的二元类型学的构成中强加他者性而达成的”。 阿拉伯人乃至更为宽泛的“东方”这一概念都是欧洲或“西方”在不同时期构建自我认同时不可或缺的“他者”。而且，前述这个谱系还将对“西方”的认同变成了一种古今一致、可以脱离历史语境的概念性存在。例如，把古希腊机械地还原为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纯洁的童年”。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亚里士多德当年便已区分了欧罗巴各族、亚细亚人、希腊人的不同特点。后世学者的相应研究更多，只是在叙事过程中被“欧洲中心论”遮蔽了。
其次，与过度简化相联系，“欧洲中心论”元叙事造成了对历史的过度附会和有意无意的遗忘。将历史事实过度简化之后，就可以将某种( 欧洲的) 事物原本没有或晦暗不明的意义强加在它身上，将其附会成某种“起源”或“转折标志”。比如，在国际关系思想史上，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常被视为古典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然而，卡尔真实的思想远比这复杂得多。他为国际和解所开出的“药方”同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即“很可能需要富裕群体或富裕国家大量削减自己的消费”，他自己也承认，这也是一种乌托邦，只不过比同时代的世界联邦和完美国联一类的愿望更符合实际。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思想家的思想如何被简单附会为“某某模式”和“某某主义”，也即相关“元叙事”的生成过程哥特王朝3，其间涉及的是对话语的争夺与解释霸权的确立。要实现简化，则必然会有众多历史事实被有意无意地丢弃，即遗忘。正如霍布斯鲍姆言，“笼统地说，我们要对历史事实负责，而具体地说，我们要担当批判历史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弊端的责任”。打捞遗失的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义务。
总体说来，“欧洲中心论”笼罩下的国际关系史叙事主要表现出如下三种偏好。第一，叙事的立足点偏好于主权国家。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史几乎都将叙事的“原点”确定为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把主权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行为单位，其叙述内容也多局限于战争、外交等政治、军事行为。这大概是由于“在西方大学里专业历史的出现与民族利益密切相关，而且这一专业的权威源于其民族真正的发言人这一身份。”这种做法忽视了如下事实:早在三十年战争之前的成百上千年间，亚欧大陆的各国间就存在着交流与互动;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确立之时只不过是西欧的一个体系，尚未能笼罩整个欧洲，更谈不到全球; 在当时的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仍存在众多非主权国家的行为体，西欧向外殖民侵略的历史也是发端于西欧的主权国家不断与这些行为体之间展开互动的历史; 时至今日，这些非主权国家行为体( 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量部落) 仍广泛存在，并发挥着或大或小、或地方或全球的影响。而且，即便是在国家间的关系中，除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结，还有跨过国界的各种相遇与接触，也有与国家结构不同的人种与文明间的接触。
第二，叙事的重心偏好于所谓的体系。在国际关系学中，“体系”是引发争论最多的一个术语，而在国际关系史叙事中，人们习惯于从经验层面对其加以描述: 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大陆联盟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构成了一个系列。近代殖民体系则被用来描述近代西方宗主国与非西方属地之间的关系。这样，国际关系史在很大程度上便被简化为国际体系的历史，而处于体系顶层的西方国家则成为叙述的重心。在西方，这样做“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学习和分析框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但国际关系演变至今曾仲铭，将视野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几乎已经成为某种共识，“我们就必须对原来的分析和解读框架做出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第三，叙事的资料基础偏好于条约。这源于兰克开创的现代史学的传统。他认为:“世界历史一刻也离不开对民族国家历史的依赖。倘使世界历史失去民族国家历史这一坚实的基础，那么它将沦为纯粹幻想与主观臆测。人类历史只有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中才能彰显出来名韩内衣。”很显然，这种治史理念下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所使用的史料基本都是各种条约文本和政府档案。我国学者王立新教授以冷战史研究为例，深刻地反思了这种偏好的弊端，即限制了历史学家提出新问题的能力、阻碍了“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之外历史解释的提出，制约了对档案多重意义的发现。
上述三种偏好统一于国际关系史的具体叙事实践中: 主权国家( 更准确的说是西方主权国家) 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外交等政治行为，经由缔结条约建构了一系列体系，非西方国家和行为体、西方非国家行为体要么被塞入这一解释框架中，要么被弃之不顾。这种做法引起的一项重大弊端便是国际关系史叙事的狭窄化和历史解释的明显目的论化，“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好像国联的建立就是为了其最终的失败，而两战期间的“理想主义”思潮就是为了给法西斯的兴起提供便利，等等。也许有人会说，历史最终就是按这个顺序发展的。可是，如此一来，“一切科学便停滞不前了，因为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每个历史事件在最终完结之前，都存在着众多其他的可能性。在当时没有沉淀为最终形态的要素对于今日未必就一定没有意义，最终已实现的结果也不意味着不需要反思。考稽成败即“取鉴”是历史学永恒的动力与价值所在。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必须反思并突破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元叙事，丰富并拓展国际关系史的叙事实践。
在当代国际关系史学界，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的研究颇有特点。他倡导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国际化，认为需要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彼此交流专业信息，超越国家这一分析层次，将全球作为研究框架，联合起来共同探讨更为广泛的问题。在他看来，国际关系不仅像传统的外交史家所研究的那样，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它也是社会与社会、文化与文化乃至人与人间的各种类型的跨国互动。同时，他还建议国际关系史研究要注意文化因素，因为前者与权力和经济并不能截然区分开来，国家安全是一种权力现象，但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想法或世界观，经济活动也伴随着教育和工作伦理等文化追求。 这种学术主张也贯穿在入江昭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美日关系等问题的具体研究中。入江昭的倡议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某种共鸣。著名的《美国历史评论》2006 年的一期圆桌会议便邀请六位学者围绕跨国史展开对话。意识形态、第三世界和科技( 如核技术) 也被列为冷战研究的三种范式。 由多国著名学者联合撰写的《剑桥冷战史》的三卷也着重研究了环境问题、经济趋势、消费类型、人权状况和非政府组织与冷战之间的相互影响。 我国学者如徐国琦和王立新两位教授，不仅是前述理论的重要引介者，也是这类研究的实践者。如徐国琦的《中国与大战: 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龟龙脑康，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 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和《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等等。
前述研究主要集中于中美关系、美日关系等领域，时段也主要聚焦于近现代，笔者认为，对于更长时段和更具整体性的国际关系史叙事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实践能够进一步提供更多的启示。
二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学科内部曾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或者开展了深刻的自我反思，或者寻求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英国学派在学界的声誉日益彰显。从学术方法上来讲，英国学派坚持以多元主义的视角对国际关系进行探索。曼宁、怀特、布尔、巴特菲尔德等学者都可以被视为该学派早期的核心人物。 而他们则分别出身于历史学、哲学等不同的学科。从学术源流上来讲，英国学派与历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巴特菲尔德和马丁·怀特都是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从自我定位来看，英国学派与历史学的紧密联系在其新一代学术领袖的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巴里·布赞指出，“对历史的关注是辨别英国学派研究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奠定了早期英国学派的经验知识基础的巴特菲尔德，对拿破仑、18 世纪欧洲外交、科技史以及历史编纂学都有精深的研究，“一直沿着师承自外交史学大师哈罗德·坦珀利的传统，致力于写作结构严谨、内容复杂的历史著作”。 为该学派的理论化迈出了重要一步的是马丁·怀特。尽管怀特并不承认有什么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他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传统的总结，即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现实主义(Ｒealism)、以格劳秀斯为代表的理性主义(Ｒationalism)和以康德为代表的革命主义(Ｒevolutionism)，以及他对“世界大国”、“次要国家”、“海洋强国与陆地强国”、“权力的模式”等内容的划分，都体现出由经验研究向理论升华的努力。他认为，国际关系包含“国际无政府状态” (International anarchy)、“习惯性的交往”(Habitual intercourse )以及“道德的连带性”(Moral solidarity)等三种社会要素。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评价的那样，怀特为“围绕国际关系所进行的专业化学术争论中体现出的狭隘性和内向性提供了一味解毒剂”。
英国学派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与“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概念相参照和对应的“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概念。怀特的弟子赫德利·布尔对此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可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就产生了国际体系。 而“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就产生了国际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布尔有意识地发掘国际社会所包含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内容，明确赋予了英国学派这样一种理论特征，即不将国际关系仅仅视为一个只有权力、财富和支配等内容的领域，同时也注意到其中所包含的认同、联系、成员身份、传统与习俗，以及共识与分歧等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不仅是布尔阐释历史的工具，即“历史上的所有国际社会都是建立在一个共同文化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暗示了他对现实国际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国际社会的未来可能取决于一个世界性文化能否得以保持和发展，这种世界性文化不仅包括共同的理念，也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念”。斯坦利·霍夫曼认为，布尔使人们关注“合作的因素和有规范的国家间关系”。英国学派的元老级学者亚当·沃森，在他的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演进:一项比较史学的研究》中采取了一种宏大的视野。全书分为“古代国家体系”(The ancient states system)、“欧洲国际社会” (The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和“全球国际社会”(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叶常棣，除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之外，沃森还考察并探讨了苏美尔、亚述、波斯、古印度、中国、拜占庭帝国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情况。比较研究本身体现了视角的开阔，同时更有助于识别他人所忽略的问题、澄清众多个案的轮廓、分析解答因果关系。瑡瑏作为英国学派新一代领军人物的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则表现出更为宏大的学术眼界和更加强烈的学术追求。他们运用“分析层次”、“分析部门”以及“解释源”等三组概念来阐释6 万余年来人类社会从分散的群落走向高度全球化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布赞和利特尔广泛借鉴吸收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霍奇森以及麦克尼尔等人的成果，将国际体系的发展置于长时段的人类发展史中进行考量，希望藉此提供一种有关国际体系的理论化形式。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历史学与理论合作的失败导致对国际关系学理解的贫乏。……我们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学的定义和理解方法，这不仅要依靠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者本身，还有赖于那些对社会科学的宏观方面感兴趣的学者和世界史学家。”布赞和乔治·劳森在探讨国际关系的基准时间时，将传统上被视为国际关系“元年”的1648 年降为“次要基准时间”，其原因之一就是它缺乏“全球性意义”。实际上，历史分期最能体现人们在书写历史时所采用的原则、对过去不同人类行为的偏好以及揭示历史进程时所选用的理论。 “‘分期’不仅是历史研究的辅助手段，而且还额外提供了引发提问与反思的‘历史的解释’”。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看到，布赞等学者致力于在两个维度上解构“欧洲中心论”:第一，他们批判国际关系学科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代历史和现行政策”的做法以及由此造成的“前瞻性而非追溯性的视角”; 第二，他们认为“只有理解国际体系概念的非欧洲维度，才能探究这个概念的起源和意义，并且充分领会它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这就击中了“欧洲中心论”的两个要害，即在地理上只关注欧洲或西方，在时间上只专注于近现代。
应当看到，英国学派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欧洲中心论”的痕迹。布赞和阿米塔夫·阿查亚二人在最近合著的一篇论文中就表示:“英国学派对世界历史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费贞绫其展示了形成于欧洲的国际社会是如何拓展以至接管了(take over)全球。”从中我们仍可以发现具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冲击—反应”思维模式的残存影响。事实上，非欧洲地区在面临产生于近代欧洲的现代性的入侵时，从来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能动地改造与接纳前者。这个过程并不如“冲击—反应”模式所描绘的那般，是一个线性的、一维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冲击、反抗、调试、共存和杂糅的具体形态。例如，柯文就曾将19 世纪的中国描述为三个不同的层带。其中最外的层带是对西方入侵所做出的反应或入侵结果，包括近代通商口岸、新知识分子、向外派遣的留学生和使节等; 中间层带并不是西方入侵的直接产物，而是经由西方催化或赋予某种形式或方向的事物，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等;最内层带最为保守和稳定，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极少受西方影响，如本土的语言、宗教与艺术等。这三个层带之间的互动与流动造就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同时，西方为适应自身的需要，也不得不因地制宜地对自己原有的制度建设、互动—交往方式与思想观念做出调整乃至改变。例如，17—18 世纪的法国贸易者在与五大湖地区的印第安村落交往时，便不得不“按照对美洲本土人的文化逻辑的理解，来为自己的行为做出正当性证明”。可以说，现代性虽然发端于西欧，但正是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互动使得它在全球的拓展成为可能。
英国学派之所以体现出这种内在的矛盾，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其成员多为西方学者，某种潜在的文化偏狭难于避免;第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则是具体实证知识的不足，“它在地区研究方面建树不多。英国学派对于国际社会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于全球或者体系层面，鲜有关于地区层面的讨论”。 在巴特菲尔德和马丁·怀特之后的英国学派各代旗手中酷讯机票网，对西方世界或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越发稀少，他们更多是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和阐发。更为完善的研究显然要求人们“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否则就会落入和当年德意志官方黑格尔学派一样的尴尬境地中去，即把前辈的遗产当成“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懂一点‘无’，却能写‘一切’”。
不过，英国学派内的一些非欧美裔学者，却在理论与历史实证( 主要是非西方世界的历史) 结合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例如，国际社会的拓展，即非西方世界加入国际社会的历程问题，是英国学派的一项重要议题。围绕“中国加入国际社会”这一问题，华裔学者江文汉主张以中国对西方“文明”标准( 包括保护本国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能力; 合适的政府机构; 遵守公认的外交习惯; 坚持国际法原则)的接受为依据，认为1943 年治外法权的废除是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标志。 另一位华裔学者张勇进则认为江文汉的视角过于简化和刻板，而“国际社会中的激烈变革和规则改变产生的影响”更值得重视。在他看来，20 世纪20 年代中国的内部改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的民主化以及中国政府维护主权的坚定外交行为促使中国在那时便已加入国际社会。 必须指出的是，江文汉的文章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原始文献，张勇进所利用的一手资料也仅限于顾维钧的回忆录。二位学者的研究中预设逻辑先行的特点依然显著。
另外，现任教于曼彻斯特大学的日裔英国学派学者铃木胜吾的《文明与帝国: 中国与日本遭遇欧洲国际社会》，不仅使用了大量反映19 世纪西方、中国以及日本政界、学界人物思想和活动的本人著作、书信和日记，更查阅了包括蒋廷黻编辑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英国外交事务文献》(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和《美国国务院外事资料》(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Papers Ｒ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等在内的众多档案资料。在铃木看来，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扩展的叙事仍是致力于自上而下地讲被净化过的“有关成功的各版故事”(success stories)，忽视了“国际社会”对它所扩散到的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日本跻身于国际社会后而在亚洲采取的帝国主义行为便是明证。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这一概念在这方面显得过于狭窄，其不良后果之一便是造成了对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强制性互动模式的轻描淡写。实际上，应当在为避免权力政治造成的野蛮行为提供对策和为分析国际政治提供分析工具之间寻求平衡。 他和张勇进、乔尔·夸克主编的另一部探讨现代早期国际秩序的论文集开宗明义地表示要强调“非欧洲因素在塑造全球史中的能动性”，认为考察欧洲相对弱势情境下的跨文化交流和跨文明互动对理解当代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铃木胜吾的思考为英国学派进一步深刻的自我反思和知识更新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将后者的学术探索与更为广泛的、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普遍的认识论反思连接到一起，而这种实践活动本身就是非西方裔学者在全球学术界话语权提升的一种表现。
三
针对目前国际关系史叙事中存在的问题，在合理吸收包括英国学派在内的学界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以为，以下五个方面的研究值得重视。
第一，在国际关系史的叙事中重视社会的影响与作用。不论是一国的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都是人类社会具体的历史形态，都是具有能动性的人( 既包括个体意义上的也包括群体意义上的) 通过具体的实践构建而出的。只有重视社会因素才能发现国际政治行为深刻且隐蔽的根源，使得国际关系史的叙事更为厚重。
第二，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且不说在冷战结束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跨国非政府组织，使得世界呈现出无比多元甚至纷繁杂乱的特点，即便是在西欧主权国家崛起并向外扩张的年代，非政府组织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只要举出近代的基督教传教团便足以说明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宗主国的殖民活动( 主权国家的政治行为) 正是在这些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传教团的配合下才得以顺利完成的。强调非国家单位及其非政治性活动并不是否定国家的政治活动在国际关系史叙事中的地位，恰恰相反，前者是对后者的有益补充。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分析问题时从仅仅关注政治现象扩展为观察政治如何可能。当然，对非国家行为体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应该具体地分析和评价，不可一概而论。
第三，重视国际体系内部的底层与上层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体系的底层( 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 关乎体系的稳定，并能对体系的上层( 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 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引发的危机促成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覆灭。它充分说明:在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殖民体系中，非西方世界并不只是被支配的“他者”，它们的活动有时能够对西方宗主国的政治—社会乃至体系的变迁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有西方学者指出，“与其仅仅将历史想象为一种由欧洲创造并继而强加或惠赐于地球上蒙昧的‘他者’的东西，我们更愿意将欧洲的历史设想为某种置身在多种彼此交流和冲突的叙事传统中的事物”。 更为重要的是，从学理意义上而言谁知女儿心，“非欧洲民族政治上的独立意味着，社会科学的许多假设将会遭到质疑，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是那个已经结束或至少是行将结束的时代的政治偏见”。
第四，处理好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与宏观把握间的辩证关系。通常一旦提及国际关系史，人们马上联想到的都是一整套宏观的叙述。其实，不论多么重要的历史事件( 或人物、体系，等等) ，就其本身所持续的时间和参与的人员而言，都是微观的。西方崛起以至获取全球性霸权也只是发生在近500 年内，这个时段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相比仍只是惊鸿一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也就是说，宏观事物的定义不是抽象的，而是要考察具体微观事物的影响所能波及的范围、深度以及持久性。同样，国际关系史微观专题研究与宏观探索间应该做到辩证的统一。如果陶醉于微观考证而无法自拔，那么就无法辨识历史的整体性面貌，也丧失了对微观问题的具体定位; 如果只片面迷恋宏观概括，那么我们就只能简单重复以往的知识，同时也就无法发现解释历史的其他可能性。
第五，克服资料使用的片面强调条约和政府档案的倾向。著名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就曾十分强调“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范围更加广泛的证据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中除了书面文本和口述证词外，图像也占了一席地位”，而如果历史学家“把自己局限于官方档案这类由官员制作并由档案馆保存的传统史料，则无法在这些比较新的领域中从事研究”黄廷方。 各种账本、图片、电影、纪念碑、主题公园、纪念仪式、博物馆陈设乃至教科书等都是可资利用的资料，可以与政府文件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国际关系行为多种多样，记载它的材料数不胜数，这要求我们在选取资料时放宽视界。
对国际关系史中“欧洲中心论”元叙事的反思，不仅涉及对其研究对象合法性的探讨，即哪些方面的事物和现象可以成为国际关系史研究和叙述的对象; 同时，它也涉及对国际关系史学科发展可能性的思考。正如伯林所说:“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 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想要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与叙事，自然还要付出更多的、更为全面的努力。
本文原刊《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感谢王申蛟博士授权发布。
作者王申蛟，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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